周媛的“性商课”，她们非要上？

中国新闻周刊消息，“眼神给出去，和身体形成了一个X形。”以“性商”为卖点的情感培训课程，在今年数次引发舆论讨论，与此同时，学费动辄数千元甚至数万元的线下课程依旧继续。

这些课程往往打着“女性觉醒”与“挽救婚姻”的旗号，允诺女性可以通过提升性魅力来夺回亲密关系中的主动权。

为什么即使看破“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童话，部分女性依然会愿意报名？《脂粉帝国：网络言情小说与女性话语政治》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薛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课程的确可以让报名的女性重新建立起某种确认或自信，让她重新发现自己，找寻自己的魅力。但遗憾的是，它止步于此，她本应逐渐找回自己的主体意识，而不只是主体的身体。

“这种现象正在杀死传统意义上的爱意。算法和消费把人变成商品，包括约会App、社交滤镜、人设，让爱情可以被计算和筛选。”薛静说。

薛静图/受访者提供

“单机游戏”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婚姻中的背叛或情感上的无依，这套课程给出的解药是花钱买课，教女性如何通过性魅力去“拿捏”男人。当这些女性为此买单时，她们在心理上获得的是一种怎样的安慰？

薛静：她们获得的是一种“虚假的允诺”和“虚假的掌控感”。这些课程对参与的女性群体给出了非常简单粗暴的许诺：只要你性魅力足够强，就能让伴侣回心转意。实际上这个许诺是非常脆弱的，但它给那些正面临婚姻危机、深陷痛苦和无所适从的女性，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付诸一个看似切实可行的方法。成为女强人很难，但如果是性魅力，部分女性觉得能通过训练“达标”。

这种想法既物化了自己，也物化了对方。婚姻涉及复杂的经济关系、法律问题和精神共鸣。打个比方说，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想吃点好的，就和厨子结婚。如果伴侣在外寻找满足，要么是追求（虚假的）精神共鸣，要么是纯粹的病态人格。如果是前者，靠性魅力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是后者，性魅力更是治标不治本，你今天“救”回来，明天他还要去找不同的体验。问题压根不在这里。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这种把复杂问题降维成“女性自身操作手段不够”的叙事，仍然能击中部分女性？

薛静：从客群来看，双方在婚姻初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些女性付出巨大的资源，支持两人的“夫妻店”事业。之后因为生育和照顾家庭，她们可能被迫离开了关键岗位，处于一种被剥夺的失权状态。

这时候让她们离婚，沉没成本太高，试错空间也太小。脱离社会的这段时间让她们很难再去靠自己闯荡，所以面对危机，她们中的一些人其实是“清醒的沉沦者”——并不是真的幻想上完课就能重回幸福美满，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忍受这段婚姻，把日子弄得“能过一点”。除了考虑孩子，她们中的一些人也在想，如果现在离开，把打拼的成果拱手让人，这非常不划算。

再加上或许缺乏充分的社会化历练，觉得只要我今天放低身段、掌握技巧，明天丈夫肯定会回来。这种叙事让她们觉得轻松，不用去面对真正拆伙的艰难处境。

《中国新闻周刊》：但这套课程的真实对手男性是不在场的，怎么理解这种错位？

薛静：看似学习这套课程的女性站在更高一层，以为“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但实际上，主体价值建立在“他人是否认可”的基础之上。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如果顾客不吃这一套，她还有下一个顾客，主体性是灵活的。但在家庭这个封闭单位里，她只有这一个“顾客”。

看似是供给者掌握了“拿捏”的技巧，但实际上，那个有需求的人才掌握了权力关系的关键。一旦他关闭了需求，她准备的所有招数就全烂在手里了。课程没有教如何处理真实的互动需求，相反，它只是在迎合一些女性面对失控时的恐慌。这完全是一场剥离了真实对手的“单机游戏”。

困在物化的陷阱里

《中国新闻周刊》：课上频繁借用《甄嬛传》剧中的逻辑，教导女性把性作为资本去向上兼容。你如何看待这种从文学作品到日常生活的慕强与示弱？

薛静：我们做网络言情小说研究时发现，《甄嬛传》代表的宫斗文，底层逻辑是“把老公当老板”——这种想象暗含了一种无奈：既然改变不了历史和结构，那就在高墙之中，带着焦虑直面生存法则。

现在有个别女性借用了这套规则，是因为她们感受到阶层滑落的焦虑。有一种可能是，她们曾经在不平等的结构中获得过个体的好处或安全感，一旦失去就会恐慌。这恰恰反映了当结构性问题不被探讨时，这些女性只能在微观层面进行“撒娇式臣服”。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课程对我们当下的性别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薛静：这种课程带来的最大隐形伤害，是它劝导女性，你在外面也只是打工，在家里把老公当老板伺候好了，分到的夫妻共同财产比你打工挣得多。这实质上是在阻断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创造社会价值的路径，逼迫她们退回家庭，不创造财富，只参与分配。

长此以往，社会失去了女性劳动力，家庭整体收入减少。它用一种“苟着”的方法，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把部分女性主体重新困在了物化的陷阱里。

找回共识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似乎越来越难想象一种不需要靠“拿捏”“手段”就能成立的亲密关系。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薛静：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里提出一个核心观点——“爱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爱构建了超越个体单一视角的最小共同体，通过差异中的平等，实现对他者的接纳与共同生活。

但是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充满焦虑的社会，资本、算法、绩效无孔不入。人人自危的结果，必然是人人自保，人们很难放下自我去真正接纳他人。

所谓“拿捏”或“手段”，其实是私有制强化在亲密关系里的变体。它是商人思维，利用他人的心理创伤、精神匮乏来制造需求，掌握定价权。所有的爱情兵法，最怕的就是一个完满的、无所求的人，因为你没法“拿捏”TA。这些课程的终极目的，不是好聚好散或共同成长，而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让对方对自己“欲罢不能”。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寻找的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他者，而是自我的倒影。对方只是我安放性魅力、验证我依然有价值的容器。

《中国新闻周刊》：确实，很多人在这里仿佛找到了确定性。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课程也的确传播了一些性观念，引导女性去正视自己的性需求，摆脱性羞耻，“讲师”们也会引用科学术语来包装理论。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半真半假的“启蒙”？

薛静：人们对确定性有极大的渴望。谁能给出确定的允诺，谁就能被“封神”，周媛允诺了一个“只要你这么做就能挽回男人”的幻梦。

我们确实不能说，他们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居心叵测的奇谈怪论。某种程度上，这类课程之所以受部分群体欢迎，恰恰是因为它们精准捕捉到了那些被主流社会无视甚至压抑的真实欲望。

就像之前引起轰动的“假靳东”事件，身处三四线甚至十八线城市的中老年女性，对“理想兄长”或“贴心伴侣”的情感渴求，在现实中是长期处于空白地带的。人的需求一直都在那里，如果正规、合法的文化途径没有看见并满足它，“性商课”这样的灰色产业就会捷足先登，用一套虚假的幻觉去精准收割。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状态也导致了部分人互相不理解。

薛静：如果我们能提供更多元、更宽松的叙事模板，让这部分女性知道无论怎样都不会被视为人生的失败者，她们就不需要把精力消耗在诋毁和“内耗”上。面对这些去上课的女性，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鄙夷和道德审判，而应该看到她们深层的恐惧。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其他道路上，重新找回共识，找回那些不需要被包装和异化的、真正的爱与尊重。